标签寻文的结果： ‘商业哲学‘
言之吾悟（九）
《言之吾悟》第九期，诞生于微博之后，因此，本期重点是发表于微博之上的观点摘录，这也算是博客与微博互通有无的方式吧，并且，我发现140字以内完全可以表达一个完整观点，尽管经常需要咬文嚼字甚至把文言文给搬出来。另，博客也有一段时间未更新，表示抱歉，可能更多将采取的方式是：把微博上认为值得深入的话题再以博文深入阐述。以下是摘选集：
咱中国人的大局观大致排于尾数之流，成因包 含三大因素。一是历史因素，中国人观念里是有家无国，宗族关系至上；二是文化因素，没有供以群体归一的精神内核；三是政治因素，草根参政议政的权利或义务 一直被剥夺。大局观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是个体与群体的意识桥梁，缺少了它，只能在内耗中缓步前行。
国人当下之口水纷争，徒增热闹而无建树之句号，成因有三：一、大局观之缺失，各有角度，各不相让；二、现代语义体系之缺失，无论新现象或是老传统刷新，均无清晰界定之语汇；三、争之目的不端，或揣之不端，大多沦于功利争辩而非求是争辩。
从商业模式对社会建设价值贡献来看，企业类型可一分为三，一是收割型，二是建设型，三是折中型。收割型有如网游业，有破坏无建树，恨不得把青少年的青春都转化为垃圾时间；建设型有如比亚迪，技术创新为王，价值路线；折中型有如家电企业，拿来主义为主，自主创新不多。
随着第一拨80后奔三，代际传承的车轮正式启动。统观当下时局，三大透支——资源透支、娱乐透支、道德透支；三大未建树——科技基础未建树，商业伦理未建树，意识形态未建树。后来者负重更甚，减速已成必然。80后们若有作为，当之以止透支，树建树，而非仍迷失于物欲。
对人性的基本判断，影响着文化的根本构造，所以中西国家的制度有很大不同。西方是底线设计，由一套法律、制度规定所不允许做的，而中国则是顶端设计，修身养性，发展高尚的伦理道德，讲政治。西方要设计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法律。在中国，每个人对伦理道德的认识都各不相同。
中国当前正处在由关系型社会向理性社会的过 渡、并且处在两相剧烈抗衡的时期。显然，发源于黄河之滨的千年积累，关系导向的社会意识不可能迅速退出舞台，而民族理性思维尚处萌芽，仅仅是工具理性，前 没有科学理性，后没有价值理性，没有对规律一致性的把握，没有共同出发点，没有人之为人的根本理念。
国人用以沟通的现代语义系统的刷新必要已变 得刻不容缓，眼见当下无数舆论纷争，除了各有立场互不相让以外，有相当一部分实属无必要的纷争即是起于此。近日方舟子向宗教界开炮，还击者大有人在，驳论 之观点却是改动宗教之本义，擅以为依此可把科学给反包含进来，这是不妥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什么。
狼性的贪婪，人文的底线
这是个不太容易落笔的主题，搞不好就成了篇故作呻吟的文章。就如当下的无数人一样，我双脚劈开、站于市场的狼性与文人的情怀这一裂缝之上。尽管不能单纯以出世或入世、给这一裂缝的两边进行定义，但不得不承认，这两个标签能够涵盖它们各自所属的大部分特征。因此，我经常会反思自己的思考立场，有时会得出类似这样的结论：我们很经常扮演墙头草的角色而不自知，尤其在上述裂缝面前，当我们在其中一边受到挫折之时，常常会跑到另一边的立场上，以此寻找精神上的庇护、以及现实中的借口。
这一裂缝会让我们成为墙头草般的双面人，外在的表现还好，再怎么不习惯，多做几次也就演而成真，但内在的精神世界却不是那么容易大一统，易做“双面人”，难做“双脑人”。
今天就请随我一道，探讨一下“双脑人”这一话题。决定这一话题的深浅程度，在于我们看待人生的严肃程度，这不仅取决于我们希望事业有多成功，还取决于我们希望坚守的、实际高出普世底线很多的价值底线的成功，最终希望导出的答案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双脑”如何升华到最高境界的“单脑”。
在接着往下看之前，请假定你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愿景：一是成为企业家的愿景，二是精神境界圆满的愿景。愿景决定思维格局，缺少其中一块，都有可能只是片面地理解文意。
同时，本篇亦作为上篇《小聪明与大智慧》的深入篇，上篇其实已为此篇开题，模糊地指出上述两方面的融合难度极高。
中国人际功利化，我等如何解脱
我一向认为，中国式的人际关系，整体充满了功利色彩，因功利而物质，因物质而脆弱，分析具体表现及成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以自古以来关系型的社会特征为基础，现代的人际关系被更广泛与灵活地运用到商业或政治当中，这个作用力其实是中性的，好处是中国式的人际网络可以优化资源组合的效率，这是一种天然的诚信机制，坏处是，人际取代了客观标准，腐蚀了商业的系统性与公平性。
二、中国的商业环境特征，重销售、轻研发，表面看似与人际并无关联，其实不然，绝大部分行业一直处在高度同质化的情境当中（因为技术创新是掌握在上游外资手里的），而同质化必然导致天秤倒向营销或销售这一端。人际关系最活跃的人群，一是各行各业的销售人群（B2B或B2C均是），二是整合商业模式或资源的高端人群（这方面人际关系理应受重视，但联系第一点来看，同质化的商业系统，胜算在哪里？不是资源之间的配置度高低（比如国外并购很多为因技术互补而并购）而是裙带关系的深浅）。
三、中国商业的zf导向很浓，甚至存在大量的买办暗角，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往下延伸，不关系导向也很难。
四、中国的草根民营企业有很浓的家族化色彩（家族企业占民营企业的比例高达90%以上），虽然这种现象也广泛存在于欧美，但这在中国的当前阶段更为典型，抱团更有利于生存，因为这一阶段，血缘的作用往往大于契约的作用。（然而最高级的商业形态，必然是契约的作用大于血缘的作用。）
稻盛和夫在北京、上海开始收徒
1983年京都一部分青年企业家希望稻盛先生向他们传授经营知识和经营思想,自发成立了“盛和塾”。现在“盛和塾”已发展到61个分塾，除日本外，美 国、巴西、中国都有了分塾，塾生总数已超过5600名。
“盛和塾”成立26年以来，不仅会员人数不断增加，学习质量也不断提高。其中有100多位塾生，他们企业的股票已先后上市。
为帮助中国企业家了解和学习稻盛经营思想，在稻盛和夫先生的热情支持下，北京稻盛和夫管理顾问公司和中国部分企业家，将自发组建稻盛哲学研究平台，共 建自我学习型组织。
巴菲特、芒格与索罗斯
巴菲特与索罗斯，一位是全球公认的股神，且为中国人亿万股民所熟知与膜拜，一位则是与前者齐名的投资人物，先后被《商业周刊》喻为“市场驱动者”，《纽约时报》誉为 “金融界的超级明星”，当然后面还有无数的头衔，这里不一一枚举。关于芒格，是伯克夏·哈撒韦公司与巴菲特合伙的黄金拍档，相比前二位，他更像是一位幕后英雄，隐匿于巴菲特的光环之后，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我们对其瞻仰。
中国改革开放仅仅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那代人，即便再成功，也只是到了知天命的阶段。“心从所俗，不逾矩”，这是一代中国企业家力争而未竞之事，体制 环境虽有难处，毕竟每一代人都需要为环境支付成长的代价，但从内在的历练而言，恐怕这并非如同经济指数那般能够短期逾越。因此，无论段永平还是赵丹阳，接近中国环境下未能诞生的标杆，带着的是一代中国企业家的欺许。
复制他们的成功，是极其困难甚至是渺茫的事。何况，任何人的成功都具备可复制与不可复制的两面，我们要做的，更多是在客观审视的过程当中，因地制宜地对自己实施移植手术，各取所需。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这不只是发生在投资界的事情，当某些事情我们用足够高度的眼光去审视时，即会呈现“业同道不同”的景观，何况，我们是在这三位年愈古稀的老人身上汲取（巴菲特80岁，芒格86岁、索罗斯80岁）。
中国意识形态的四大断层
曾经有少数匿名者坚持不懈地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质疑甚至嘲讽本博的取名哗众取宠故作姿态。以思考以下主题之前，有必要再次诠释博名的用意。无需长篇大论，道理非常简单。无论商业或哲学，其实一直在我们身边，无论我们从事任何职业、身处何种环境，其实都离不开对这两者的思考或实践。问题的根源在于，咱们中国人的思考，受着太多东西的左右乃至冲击，古代是君权，现代是金钱，造就了我们认知的阶层化，思维的物质化，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我们的认知离本质越来越远。商业哲学不代表阳春白雪，赚钱做人也不代表下里巴人，表象之下，本质才是我们需要掌握的根本，不是吗？处处皆商业，事事皆哲学，这就是对本博的诠释。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本博客所有原创文章，都是个人的阶段思考，一方面勾勒个人的终生成长路径，另一方面也把思考分享给大家。因此，很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十年后的我再不敢看回现在的幼稚文字。但我又希望这个结果能否在更短的时间内发生，我已经不止一次较彻底地否定过自己，既然痛苦已尝过，也没什么大不 了，因此我接纳批判的心态理应是open的，只要言之在理、有物。
转入今天的主题，关于意识形态的断层，其实就如开篇所说，不会有多深奥，某些看似深奥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周遭环境的延伸，只需要我们的思维具备一定的推演能力（当然需要尽可能的客观全面），便可窥视包裹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相对熟悉的 环境之外的相对陌生的环境空间，意识形态这个看似宏观的话题，也就是这么来的，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或者应该思考环境的问题，因为环境里的无数意识流、每时每刻都在冲击着我们的思想，也或深或浅地在我们的大脑中留下印记，我们只有更深刻地认识环境是怎么造就我们的，才能从中寻找解脱的路径。
一个试图驾驭逻辑的国度
其实，大部分人的思考半径会落在相对完整的范畴当中，如商业、社科、人文或教育领域，由范畴至领域，是个由虚转实的坠落。常人的逻辑往往是，因为我们有了某种社会身份（大多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职业），所以我们将把一生的大部分思考比重奉献给这一身份。这恰恰是本末倒置的严重失误，有其形而后有其神，是一种形式主义式的逻辑体系。但凡看待事物潜意识是带着某些身份，尤其当所扮演的身份是唯一之时，大多时候我们将难以得到客观而全面的认知判断。思考的无身份论是一种境界，也是看穿现象、直达本质的唯一途径。无论我们是做菜的厨子、流水线的工人、居高堂的父母官、或者是某小企的普通职员，其实都具备作为一个人而应有的思考，我们从哪来，到哪去，自我价值是什么，如何实现，云云……我们都理应思考人生的基本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衍生出来的、但仍然高于谋生课题的内容。
很可惜的是，由古自今的中国，从来都有意无意地抹杀个体的差异价值，中庸一说仅限于礼仪的浅表，而对于思想的宽容却往往取道是非，而抹掉了无比精彩、幻化万千的中间态。历史的车轮从未有所转向，即便经历数次盛世，也未能让当局者有足够智慧或魄力大刀阔斧。或许唯一能够解释的理由只剩下一个，以驾驭为本质的手段，无关朝代性质。
在这样长期积淀的文化背景下，国人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的交集面当中，存在着大量的非客观因素，这些因素在左右着我们的客观认知，形同格式化，格式化之后的存储与分析，必然需要相应的格式配套进行写入。这是一种教育的成本，文化的开放程度，与其教育成本是成反比关系的。
中国人的大脑思考成本
这不是一道纯粹的数学题，它应当还涉及社会、经济、人文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的以中国当代社会环境为背景、通过每一个中国公民的个体身上反映出来，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至少能够粗略反映大部分个体的思考轨迹，从而体现人与人之间生活质量或品质的差别。
一、维护知情的成本：高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其实每个政体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锁国政策，一是政体本身的意识形态先进程度越高，锁国力度越小，反之亦然；二是所在社会发展阶段越靠后，锁国力度越小，反之亦然。
从社会开明的角度，政治执行力度越好，公民参与度越高，信息越对称，反之亦然。
从媒介质量的角度，利益与道义的博弈，倾向于前者则曲，倾向后者则曲。
上述三个角度都指向同一个结果，在为数不少的领域，中国公民维护知情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具体例子就不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