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营销之罪
美的又上榜了，只不过上的不是红榜，是黑榜，因为紫砂事件。就事件本身，懒得评论什么，甚至不认为应当大惊小怪。整个美的系只不过是个制造加销售型的公司，产品创新能力与其市场地位严重不匹配，加上产业链扩张速度过快，对各事业部的管理，更多是利益捆绑，而无道德监管，出这档子事儿，再正常不过。
但从紫砂事件折射出来的，就不是这么简单了，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大部分把产品卖给老百姓的中国企业，轻研发、重营销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如果有相应评比的话，中国式营销其实应该是国际领先水平，已经能达到无中生有的最高境界，就算是以小见大这些国外属高段位水平的手段，国内也遍地开花。
过往年代所说的“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呢？酒香没了（技术创新跟不上），但巷子越来越深（推广费用水涨船高），所以，无数不具研发能力或研发能力很弱的行业或企业，不得不依赖于营销的力量。虽然营销本身是中性的，营销从业者与厨师并没啥区别，都混饭吃的工作。但如果用来做菜的原料不齐全甚至变质呢？性质就大不一样了。吃坏了肚子，吃死了人，这些营销人们，至少是协犯的罪。
前些年也有人讨论过类似的话题，比如营销人是不是得有道德感。这根本是个伪命题，就好比做网游的人需不需要有道德感一样。道德的具体指标是什么？浅显点说，不是不道德，是不够道德。
房地产：只是战场，非焦点
当前中国肯定要步入新一轮产业调整的拐点，宏观经济与微观个体的联系在这个节点会有明显表现，新一轮财富分配的游戏也在上演，作为我般草民，认清形势的必要性正在于此。
就像zf一样，这里也先拿房地产开刀，本质问题虽然不是出在这个产业本身，但它是重要的转嫁载体及管道。一方面，它是提升内需的载体、体现地方gdp的载体、投机的载体，另一方面，它又是金融转嫁的实体、以及拉升众多关联产业的实体。这一刀切下来，日月变天……
zf调控的根本原因都是国家机器的内部运作出现了矛盾，那就先从矛盾的核心谈起。大家不要搞错，本轮房地产调控，不纯粹是表面上看到的zf与房地产商的博弈，甚至这还称不上是主要的矛盾。那么主要矛盾在哪？房地产行业只不过是个战场，而开战的双方，其实是中央zf和地方zf。这个祸根早在分税制推出的时候就已埋下。
zf当然不会给我们看到他们的内乱，中国人的惯用手法是转嫁矛盾，如何转嫁？看看民意对房地产商的看法就知道。房地产商当中，抗议最强烈的，当属任志强。他的话是不好听，但怎么说也比那些砖家教兽们实在。的确，供需关系是市场经济的根本，打破了这一条，房地产商当然不爽。但任志强不可能不知道，中国只有适度的市场经济，而没有彻底的市场经济。所以也就有了他抛出的颇有争议的观点，要不然这么个直来直去的人，还不得活活被憋死。不过，再怎么反驳，任志强也不可能扯出官府的矛盾，要不早就被hx了！
稻盛和夫在北京、上海开始收徒
1983年京都一部分青年企业家希望稻盛先生向他们传授经营知识和经营思想,自发成立了“盛和塾”。现在“盛和塾”已发展到61个分塾，除日本外，美 国、巴西、中国都有了分塾，塾生总数已超过5600名。
“盛和塾”成立26年以来，不仅会员人数不断增加，学习质量也不断提高。其中有100多位塾生，他们企业的股票已先后上市。
为帮助中国企业家了解和学习稻盛经营思想，在稻盛和夫先生的热情支持下，北京稻盛和夫管理顾问公司和中国部分企业家，将自发组建稻盛哲学研究平台，共 建自我学习型组织。
巴菲特、芒格与索罗斯
巴菲特与索罗斯，一位是全球公认的股神，且为中国人亿万股民所熟知与膜拜，一位则是与前者齐名的投资人物，先后被《商业周刊》喻为“市场驱动者”，《纽约时报》誉为 “金融界的超级明星”，当然后面还有无数的头衔，这里不一一枚举。关于芒格，是伯克夏·哈撒韦公司与巴菲特合伙的黄金拍档，相比前二位，他更像是一位幕后英雄，隐匿于巴菲特的光环之后，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我们对其瞻仰。
中国改革开放仅仅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那代人，即便再成功，也只是到了知天命的阶段。“心从所俗，不逾矩”，这是一代中国企业家力争而未竞之事，体制 环境虽有难处，毕竟每一代人都需要为环境支付成长的代价，但从内在的历练而言，恐怕这并非如同经济指数那般能够短期逾越。因此，无论段永平还是赵丹阳，接近中国环境下未能诞生的标杆，带着的是一代中国企业家的欺许。
复制他们的成功，是极其困难甚至是渺茫的事。何况，任何人的成功都具备可复制与不可复制的两面，我们要做的，更多是在客观审视的过程当中，因地制宜地对自己实施移植手术，各取所需。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这不只是发生在投资界的事情，当某些事情我们用足够高度的眼光去审视时，即会呈现“业同道不同”的景观，何况，我们是在这三位年愈古稀的老人身上汲取（巴菲特80岁，芒格86岁、索罗斯80岁）。
言之吾悟（八）
《言之吾悟》第八期。久违的思维混沌期，至今已长达数月，尽量克制于博客之外。其实我很享受混沌的过程，就如宇宙大爆炸之前的状态，但过后是蕴育出华丽的有序。这也应合了此前我所提过的螺旋式上升的人生现象，没有混沌，哪有升华？
这就是迎接混沌的正确姿态，就好比科学家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不是心怀恐惧，而是心生敬畏却又充满好奇，跃跃欲试，十分自信。正视混沌，需要学会享受痛苦，更需要时刻保护与涤清拨清迷雾的双眼。思维总是在有序与无序的重组与打破之中不断进步，我们要做的只是用感性或理性的思考，不断探寻混沌所在的临界点。一旦触及，境界斐然。
这个探寻的过程，除了心境与坚持，剩下的就是孜孜以求的追寻。从孩童到成人，再到而立等等，我们人生大抵都会经历数次的混沌状态。而人与人之间，也是在经历了这数次混沌之后，拉大了差别，以至于是天与地的距离。是拖泥带水不干不净地走出来，还是从未曾走出来，亦或是真正的获得升华，这就是每一次经历混沌的差别。而人一生所经历的混沌的差别总和，就是人生的高度差距。
混沌时期，《言之吾悟》的行文方式是最好的载体，无须强调系统，而是记录混沌当中的思维闪光，而某些思维闪光正好是突破混沌的其中一道窄门。
那些意淫iPad的中国企业们
iPad在调起全球全球消费者味蕾的同时，也让中国企业们的意淫状态上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乔布斯拥有俯视他人的高度，虽然中国企业恐怕连给他挽鞋的资格都没有（当然，仅限于产品创新层面）。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企业界溜须拍马的作风，对于毫无尊严可言的中国实业界，竞相模仿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何况，这是在跟着苹果这位带头大哥在混饭吃。
掰指一数，前后不到俩月，iPad在中国的模仿者已经飙升至数十个。高端市场必然不需指望，但跟在后面拾些残羹，想必不是亏本买卖，最重要的受众，自然是那些头脑被撞击得有些发热，但手头又没太多余钱的老百姓们。最早推出类似产品的还是东莞某些山寨厂商。作为山寨厂，毕竟是名正言顺，同时响应速度优异，理当叫好。一个多月之后，许多大牌企业勉强跟上，保持队型。
但这些大牌企业，全然没有了山寨厂商的洒脱，有人会说，人家是完全模仿，就算乔布斯要告也准保找不到地儿。的确没错，也正因为如此，更反衬大牌企业非但没有耍流氓的资格，还得至少找个贞节牌坊给自己的立上。不过也有些真不要脸的，不但不承认跟风，还想借机炒作，踩踏iPad的风头顺势而上，这里点一下名，那就是汉王。
由索罗斯哲学观产生的发想
在北京回广州的飞机上，看完一篇关于索罗斯的采访，有点特殊的是，这次采访的主题既不是货币投机，也不是股票投资，而是关于哲学。事实上，索罗斯头上除了著名货币投机家的光环以外，国外媒体还冠之以业余哲学家的头衔，只不过这些与金钱相去甚远的内容被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所无视罢了。
索罗斯一向把自己看作一个“未能实现当哲学家抱负的人”，当我们回顾一下索罗斯的投资理论，类似于著名的反射理论、羊群效应，还有坚果壳理论，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几乎无法用某一个学科内容进行涵概，甚至体现出浓浓的人文思辨的影子。时至今日，这位近80岁的老人，便拥有了系统而富洞察力的商业哲学。
屹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能把哲学与商业最为系统地结合在一起的，索罗斯是我所见过的最为成功的典范。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试图为金融商业制定规则，并试图人为地保证商业的客观性，但作为投机家的索罗斯则认为——
富士康：透支时代的替罪羊
时代的车轮，总是在以牺牲换取前进的游戏中向前滚动。每个人的命运总会以或明或暗的形式，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紧紧相连。中国的前三十年，持续以低附加值、高能耗的低端游戏，换取高速成长的GDP数字，而驱动低端产业链的最终力量，只能是那些占中国大部分人口的低端人才。不能说这仅仅是郭台铭的错，在商言商，环境决定模式。我们只能认为，富士康正是玩这一透支游戏的佼佼者，作为佼佼者，也往往成为最先触线者，而触线的结果，也让整个社会的深层问题大浮于水面。
当一个社会的整体生产力低下之时，可分的蛋糕未见壮大，而CPI上升、人口老龄、人口自然增长等内在消耗因素，以及全球生产力提升带来的外在相对效应，实际上让这个蛋糕的相对值在减少。透支的游戏，带来的更多是短期的爽快，却是以牺牲未来为代价。
不可否认，富士康曾经是中国担纲全球制造端的功臣，能够与苹果、戴尔、惠普、诺基亚等这样的一线世界知名高科技企业长期合作，这意味着富士康还是处于制造端的上游领域。并且，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中国优秀制造型企业，也曾让蛋糕极尽壮大。但是，制造的位置正需要慢慢腾出来，让位给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这并非富士康这些企业层面可以解决的问题，甚至，这并非问题，而是大势，大势不可逆。
因此，富士康已走到了发展的瓶颈，这是时代赋予的结果，无关战略，无关企业文化、无关人文关怀，这只是一个赤裸裸而又必然的竞争结果。尤其对于这个拥有42万员工的超级企业而言，完全转型是不可能的游戏。我们可以想像郭台铭在驾驭着这辆超级巨轮时的紧张与无助，因为时代的岔路已经出现，但能够容纳这一巨轮的新港湾，并未成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