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借着给父母放收藏的影片，顺便重看了三部冷兵器时代的电影：《特洛伊》(Troy)、《角斗士》(Gladiator)和《勇敢的心》(Brave Heart)。横向对比会有所新发现，其实所有的战争片，并不能一概以正义与邪恶之战来看待，正如国内许多被烙上政治烙印的战争题材影片，只会让我们把战争的起因简单化一样。这三部影片自然各自有正义或邪恶的两方，然而当我们去检视战争的原由时，会发现三者分别是为荣耀而战、为复仇而战、为自由而战。继而会有这么一个结论——胜利的一方，必然是站在马斯诺理论描绘的金字塔顶端。把这一道理用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不正可以解释太平天国的覆灭、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必然性吗？

　　真正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勇敢的心》里边的威廉·华莱士高喊着“Fight for Freedom”，注定悲剧收场，剧中某贵族劝说他的一席话尤言在耳——当你两头得罪时（指的是敌对的两派贵族），就会背腹受敌、寡不敌众。联想到当代美国不时以维护世界和平四处出兵，背后实则是利益集团的圈地运动，不得不让人去思考战争结局与利益角逐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

　　因此，战争是矛盾激化的终极产物，而矛盾的产生又是立场不同导致利益问题而引发。我们每一个人除了生存权利完全属于自身（包括悍卫归属权）以外，作为人的社会性，注定我们会受到各种各样立场的左右，以致于我们需要时刻保持客观地加以辨别。

　　例如，中国制造是否真的在全球范围内触及众多国家的倾销法令？以中国公民的立场来看，似乎我们有完全的理由站在本国的立场，以致于我们可以对欧盟没收并焚毁中国鞋产品、美国历届大选候选台词中对华政策均是强势约束中国出口这类举动表示愤慨。也可以有充分底气提出“10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的观点，认为发达国家同样对中国有倾销之嫌，只不过倾销的是高科技产品。

　　但当我们关起门来商榷、把国际生意暂且抛诸一边时，会发现上至政府、下至百姓，无不正在面对产业升级的问题。如果没有本次金融危机，或许对产业升级的迫切感还不会如此强烈，或许企业的危机意识还不会如此深重，或许大学生就业逐年困难的问题会被视为合理范围以内。但事实已经摆在眼前，都说在中国做企业难、做老板难，但最难的还是处于流水生产线上的工人族群。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正是这一族群的额外付出（换个立场来看，是正当付出却不能换来等量回报）奠基的。当然，并不能一概而论地说工厂主就是剥削者，因为这只是其中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工厂主本身没有相应的学识、眼光与素质，带领整个企业去创造更多的附加价值。

　　关系型的社会，本身是对公平竞争的破坏；知识产权之战，将是中国下一阶段的关键一役；强政府弱社会的特征，有建设力、也有破坏力，假如弱于引导、强于管制，对企业的约束甚至破坏是不言自明的。中国的商业环境，需要两三代人去洗刷，至少当代的主流群体价值观，改良的空间已不会太大。

　　因此，在当代要取得物质与精神这一天平的平衡，每一个人得付出比以往众多时代更大的努力，我们需要的，是阿喀硫斯的觉悟、马克西默斯的隐忍坚毅、华莱士对自由精神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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